记得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次感冒咳嗽，在村上的诊所看了几天不见好转，父亲就着骑着那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，一路风驰电掣地载着我去县医院看病。

医生看后说是要化验一下血象才能确诊，父亲领着我来到抽血化验的地方，看着医生用针在其他病人耳朵上扎出血来，年幼的我吓得挣脱父亲的手就往外跑，父亲在后面追上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水果糖，撕去糖纸放进我的嘴里，抱起我说：“糖一吃，爸给医生说，让轻轻扎一下就不疼了。”我哭着似信非信的坐在那个高高的窗口上，医生用针迅速地扎了一下，吸了一点鲜血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疼痛。我用手在父亲的口袋里找了半天，掏出几张单位的饭票。

我问父亲：“你的糖是从哪里来的？” 父亲笑着说：“昨天单位里有人结婚发喜糖，我拿了一颗没吃。”“你不喜欢吃糖吧？”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，却说：“我以后回家给你们变点好吃的。”好像是从那以后，他下班时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或者花生递给我和弟弟。我们俩坐在门两旁的石头上，津津有味地磕着那时很是稀罕的零食。父亲每次把车子推进门后就会拿上锄头之类的农具下地，在落日的余晖中和母亲一起归来。

那时，我和弟弟总会讨论，那瓜子和花生是从哪里来的？弟弟说：“爸爸的口袋长的。”我当然不相信这样的回答。因为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，父亲的口袋除了会长出花生和瓜子，还会给奶奶变出几块晶莹剔透的冰糖，奶奶放一块含在嘴里慢慢品尝，那充满笑意的表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慢慢散开……那诱人的瓜子和花生一直陪我走进校园，陪我一起慢慢地长大。父亲的口袋总能掏出让我们惊喜的东西来。

九十年代初，大姐参加了工作，单位决定福利房要卖给个人。父亲从工作服的里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，叠得四四方方，他打开手帕的一角，露出一沓人民币来，有十元一张的，也有二十一张的，他取出那一沓钱来递给大姐说：“这是五百元，你买房时能用着。”大姐不要，说是家里奶奶年迈，我和弟弟上学还要花钱，她婆家答应给想办法。父亲说：“爸也只有这么多，儿和女都是娃，你就拿去用吧。”我现在仍清楚的记得父亲把手帕装回他那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口袋，告诉姐姐：“你在单位搞财务工作，一定要认真小心。咱人穷要有志气，不是咱的就不能装进咱的口袋里。”

二姐留在农村嫁到了邻村，父亲总是放心不下。二姐家种麦、收秋、浇地、施肥，栽果树、剪树、打药、卖果子，父亲样样操心、回回叮嘱。后来二姐盖新房、装门窗，孩子上学参加工作，父亲事事关心、件件过问。父亲的口袋给外孙装了零食装学习用具，掏出了盖房图纸，掏出满腔热情。

等到我成家后有了孩子，父亲隔三差五给我送来各种蔬菜水果，从早春的苜蓿韭菜，到初夏的杏子黄瓜；从秋天的苹果酥梨，到冬季的南瓜萝卜，只要是家里有的，父亲都会让我和孩子尝到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家里养了一头奶羊，父亲每天骑着摩托车把羊奶瓶装进口袋，给我和孩子送到县城。

弟弟大学毕业后想在城里买个两居室的房子，父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张存折递给弟弟：“这是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，再加上厂里给发的住房补贴，你都拿去吧。”我看着父亲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，擦了擦嘴角，然后笨拙地装了进去。父亲年迈的胳膊活动起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灵便，手帕在他的口袋边缘里露出一个角来，他满脸皱纹的脸上带着笑意说：“你把房一买，我和你妈也就放心了。”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父亲那装满了我儿时盼望的瓜子花生的口袋里再也没有我的愿望，那曾经给予我们姐弟无数关怀的口袋里除了一个旧手帕，除了父母对儿女无私的养育与奉献，再也没有什么惊喜能掏给我们，只留下一个空空的手帕，留下我们儿女无以回报的感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