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亲邹步英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阡东镇桃堡村，他16岁参加地下党，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、国家档案局、中央档案馆、中国档案出版社工作了60多年。父亲一生甘于清贫，坚持真理，他留下来的红色家风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潜移默化影响着子女。

父亲不仅是国家档案局成立时的筹建者之一，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档案局恢复时的筹备者之一；是国家档案局最早派出国外参加国际档案大会的档案界领导，也是国家档案局最早一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档案专家；是第一个向陕西省档案馆捐赠个人档案的档案人，也是第一个为乡村捐赠档案图书室“兰台书屋”的档案人。几十年来，父亲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机关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国家标准，对中央机关、地方党、政、军几百个档案部门进行过调研和业务指导，他的足迹遍布了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市、县、村、镇，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档案事业。他对新中国档案事业的突出贡献就是组织编写了200多万字的《中国档案分类法》，为建立档案管理的中国标准、为档案检索电子化、档案保管和利用现代化，使中国档案与世界接轨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父亲退休后开始学习绘画，他每天在读书看报之余都坚持写字画画。2013年7月，为庆祝建党92周年，父亲在北京盛福大厦举办的“我的中国梦——邹步英家庭书画作品展”，展出了父母和家人的260幅书画作品，父亲用书画作品图解了他的中国梦，实现了他“把一切献给党”的人生目标。为了传承家风、教育后人，父亲组织编写了邹氏家谱、家训。他把多年收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学等各类图书1000余册及书柜、桌椅等捐赠给故乡，为村里捐赠“兰台书屋”，他还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116卷个人档案捐赠给了陕西省档案馆。其中有他积累多年的学习笔记、工作报告、会议发言、考察报告、学术文章、专业著作、老照片、老物件、影视档案、聘书、奖状、书画作品等。

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摞摞的红本本，都是父亲的各种获奖证书和荣誉证书，这些红本本是父亲一生为理想奋斗、为档案献身的证明。父亲对我们从小要求非常严格，每到过年，都要召开家庭会议，大家坐在一起，畅谈一年来的思想感受、工作情况，互相进行思想的交流沟通，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习惯，对我们的成长非常重要。作为子女，我们在父亲眼里永远是80分，尽管我们使劲努力想得到100分，但总是拿不到，这种空间感，既是不懈追求，也是不竭动力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陕西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从小受尽了各种苦难。但她一直为了自由向封建思想和旧的传统挑战，用她微薄的力量同命运一次次地抗争着。是毛主席、共产党解放了受压迫的劳动妇女，母亲才真正获得了自由。父母经人介绍，由家庭包办成婚。母亲从16岁嫁给父亲开始，就承担了繁重的家庭责任。父亲离开家乡外出工作，母亲多年在家照顾瘫痪的奶奶和病重的爷爷，支持父亲干革命。老人们去世后，母亲无依无靠，丈夫不在家，婆家不让待，娘家又不让回，她真是走投无路。那时正值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代，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抓革命、促生产。村里所有的媳妇都编到生产队干活，不允许回娘家。每个村都有值班的，发现有逃跑的媳妇就抓回来，发现本村的女子从外村跑回娘家的就被遣送回婆家，不仅扣工分儿，还要挨批评。在那样艰难的时刻，母亲不愿意听天由命，她决定去北京找父亲。虽然她一无所有，但是她无所畏惧，她身上有一股敢想敢干的精神。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她敢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、敢于破釜沉舟独闯北京、敢于独立自主白手起家、敢于把命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上。

母亲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拿着仅有的两块钱毅然决然踏上了千里寻夫之路。她把父亲的信放在衣服的贴身兜里，那封信就是她的证明、就是她的希望！在火车上，她又累又困又渴又饿，她舍不得买吃的，从包袱里掏出干馍咬着，经过两天一夜才到达北京。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村女子站在繁华的北京站却不知该往何处走。她拿着父亲的信，信封上没有地址，只写了“国务院”几个字，她问了很多人，大家都摆着手说不知道、不认识。母亲又累又饿，她继续走、继续问，终于有一位三轮车师傅同意收五毛钱把她拉到了中南海大门口。可是父亲出差了，警卫员不让母亲进，她再三请求进去，可是警卫员坚决不让，还轰她走。手里只有一元五角的母亲去哪里吃饭，哪里居住呀？她在绝望中忽然想起了一位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的老乡，于是让警卫员找到了那位老乡，才安排了国务院宿舍暂时住下，机关通知父亲回京后，父母才正式在北京安家。

为了在北京站住脚，母亲自己上街找工作，自己学习拼音背字典，自己承担家务带孩子。她在工厂成为劳动模范，在街道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，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......她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加班加点拼命干，重活累活抢着干，不图名利，不计得失。她常说，“毛主席让咱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我们是给自己干，还讲什么条件？”这种主人翁精神使她乐于无私奉献，她为社会奉献、为工厂奉献、为家庭奉献。为了能让父亲安心工作，她辞去自己的工作，一心在家里带孩子。后来母亲又在中央办公厅家属拉链厂做临时工。当时父亲身为中央机关行政处处长，正好负责这方面的工作。拉链厂多次有临时工转正的机会，父亲都大公无私，把转正指标让给了别人。母亲看着周围的工友一个个都转了正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，可她却始终默默无闻支持着父亲的工作。再后来，拉链厂解散，母亲一直都没有劳保、没有退休金，可她却从不抱怨，乐观豁达。

母亲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：善良淳朴、忠厚贤惠、对老人孝敬、对爱情忠贞。她为了父亲、老人和孩子含辛茹苦，忍辱负重。母亲就像一把火，对人真诚热情，倾其所有助人为乐，用一颗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所有的人。她热爱劳动，八十多岁仍旧自己洗衣做饭，给父亲熬药、洗脚、端茶、倒水，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在父亲成功的背后,是母亲在默默地支持着他。母亲经常告诉我们要自力更生，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。要舍得给别人，不能光想占别人的便宜。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她的乐观豁达、无私奉献成就了父亲的革命事业，也成就了家庭的安宁和子孙的幸福。母亲经常对我们说：“吃水不能忘记挖井人，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，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大救星。咱们要世世代代牢记毛主席的恩情！你爸爸也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他我也到不了北京，更没有你们的今天!”

父母的言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光荣和自豪。父亲虽然是高级领导、档案名人，但他始终与母亲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。70多年来，他们聚少离多、白手起家；他们经受考验、彼此忠诚。他们的婚姻是中国封建制度包办婚姻的缩影，也是新时代相敬如宾的楷模。父亲对党无私奉献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毫无怨言，绝对服从；母亲对父亲无私奉献，父亲说干啥就干啥，毫无怨言，绝对服从。父亲母亲就是我的榜样，他们那种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

为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，我撰写了多部文学著作，比如《档案人生——我的父亲邹步英》《雪儿 ——一位中国母亲的故事》《金融情 艺术梦》等等；创作了美术作品《母亲的窑洞父亲的村》《红色征程》《辉煌中国梦》《众志成城》《货币档案》等；录制了纪录片《档案人生》；创作了歌剧《雪儿》；编排了话剧《西山红色交通线》；创作了歌曲《红色西山》《水墨醴泉》等等，还组织了各种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，并在国内外巡回演讲。这些都是为了传承老一辈留下的红色家风，为传播红色基因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