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初夏，有幸参加省纪委组织的纪检监察综合业务培训，得以走进被誉为“中国革命摇篮”的圣地井冈山，领略那满目苍翠的井冈美景，体味那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，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怀。这其中，井冈山红军女干部曾志的长孙石金龙所做的报告可谓发自肺腑，感人至深。

曾志，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，15岁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党的地方工作。1928年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，历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、红四军组织科干事、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、妇女组组长，参加了著名的“黄洋界保卫战”。为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期间，与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的蔡协民结为夫妻，并生养一个儿子。在那个充满变数的艰难岁月，已为人母的曾志不可能象常人那样抚育儿子成长，尽享天伦。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，她强忍泪水把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处，随养父姓为儿子取名石来发。之后，夫妻二人离开井冈山。

不幸的是，1934年4月因叛徒出卖，蔡协民在福建漳州英勇就义，曾志强忍悲痛福建、湖北一带坚持斗争，并于1939年12月回到革命圣地延安。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、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陶铸再次结为革命伴侣，全身心地投入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事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志委托当地组织在井冈山的大山深处找到当年寄养的儿子石来发，派人将其接到自己任职的广州。二十多年的骨肉分离换来的只是母子的短暂团聚。几天之后，曾志将儿子叫到身边，告诉他：“人生在世一定要知恩图报。是井冈山人民养育了你，你的生命属于井冈山。养父母年事已高，你必须回井冈山为他们养老送终。”就这样，石来发又回到了井冈山的大山深处，在那里成家立业，继续着井冈山民的简朴生活。

1953年初春，曾志的长孙石金龙出生。他虽然有着革命烈士和高级干部的血统，却无缘享受高干子孙的待遇。在石金龙的记忆中，唯一一次享受的高干家属待遇便是文革期间的挨整。文革结束以后，已经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因忙于平反冤假错案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早已把远在江西的儿孙抛在了脑后。直到有一天，儿子带着孙子石金龙敲开她在北京的住宅的大门。看到长孙渐渐长大，曾志老人深感欣慰，也曾想尽办法弥补作为母亲和奶奶的缺憾，但当儿子要求她出面解决孙子的城镇户口时，老人还是用回避做出回答。就这样，石金龙和父亲又一次失望地回到井冈山，做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。之后又进入一家集体企业务工，直到现在仍然是这家破产企业的留守人员。

故事是石金龙在数度哽咽之后讲完的。那在质朴的讲述中渗透着不解，渗透着埋怨，渗透出崇敬，也渗透出自豪。今天看来，儿孙的诉求对于曾志而言也许只需一个电话、一张纸条、一次旁敲侧击式的垂询。但是，以“追求崇高、归于平凡”为座右铭的曾志老人并没有那样做。她把对儿孙们的歉疚深埋在了心底。那是一位历经了枪林弹雨的革命者的情怀，是始终不渝把党的政策和原则当作生命的共产党人的境界，是我们党攻无不克的生命源动力。

（泾阳县纪委 杨东峰）